罗云1孙东平2
（1.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2.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江苏南京210094）
摘要：从学科设置、学科结构、发展战略、学科组织建制、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功能发挥、学科环境营造等方面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这些经验对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经验启示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根本性建设，是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龙头。当前，通过学科建设，促进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增强，进而向世界高水平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是摆在我国重点大学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因此，在所有进入“211程”、“985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中，无一例外都把“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学校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这表明大家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由于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不仅工作难度大，复杂程度高，而且不易见成效，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学在学科设置、师资力量、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又与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无疑对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一、在学科设置上，增设新的学科门类，促进学科设置由单科向多科发展学科门类众多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布局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力史来看，没有一所大学在初创时期学科设置的领域就很广泛，恰恰相反，几乎每一所大学在开始的时候学科设置都比较单一或学科门类很少，以后才根据不同时代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不断增设新的学科门类，逐步形成了理、工、文、管等多学科并存的局面。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在建校时只是一所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直到1640年剑桥大学马达林学院的毕业生亨利·邓斯特出任哈佛学院院长时，才把1 7世纪剑桥大学的基本课程“三科”(语法、修辞、辩证法)和“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移植到哈佛学院来，并在哈佛学院开设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古代语言和古典的人文学科。其目的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使学生能“在神学和基督教教义上受到教育”，成为像当时英国社会的上层人士那样的人。1 8世纪时，由于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哈佛学院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三个教授讲座，教授们开始讲授天文、物理、化学、测量术、航海术、植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到l 9世纪初，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受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哈佛大学开始重视理科的教学和研究并顺应时代的要求，逐步建立了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等七个学院。如今的哈佛大学共拥有1 2个学院，包括哈佛学院、拉德克里夫学院2所本科生学院和10所研究生院。10所研究生院除了上述七个学院以外，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学科设置几乎涵盖了除工学以外的所有大学科门类。其中的生物学、化学、地质学、行政管理、商业管理、药物学等学科都是世界一流的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1 865年初创时也是一所只有15名学生、6名教师、教授“适用于培养机械师、土木工程师、建筑师、采矿工程师、实用化学师”等行业知识的技术学院。1881年，沃尔克担任校长后，根据市场需求，增设了电气工程、化学工程、环境卫生工程、造船工程和地质学等专业，但此时的MIT从学科性质来看，仍然是一所纯工科的技术学院。直到1 930年康普顿担任MIT的第九任校长后，MIT才开始由一所工学院向理工结合的大学转变。他上任之后，着手加强物理系，以物理系为突破口来加强基础科学。在教师中积极提倡学术性科研。采取措施把工业科研限制在具有科学意义和教育潜力的项目上。与此同时，他还在组织上进行了分权制的改革，在学校和系之间建立了理学院、工学院和建筑学院，从组织上保证了基础学科与工程学科的同等地位。经过康普顿在任1 9年的努力，MIT终于变成了一所真正的理工大学。在此后的1950～1952年，吉利安接替康普顿任MIT的第十任院长，又相继创建了人文社会科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至此MIT才变成了一所文、理、工、管多科并存的综合性大学。
二、在学科结构上，注重构建多学科相互交叉、促进、融合的学科体系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来看，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文理基础性学科雄厚，基础研究特别强；二是有强大的医、工、经、管等应用性学科为主干；三是综合性、交叉性学科特别多。应该说，这种学科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符合学科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互动互补的关联规律。
从科学学的角度讲，文理等基础性学科是知识的源头，是一切应用性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后盾，它以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主要目的，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却从根本上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水平，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学校就很难上水平，而应用性学科以直接应用为目的，虽然不能在科学发展上取得划时代的重大成果，但由于它和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一旦取得突破，却马上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以，没有应用性学科，学校就很难办出效益，至于大量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则基本上是这两种学科有机交叉、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在学科建设实践中，一定不能把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截然分开，离开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就缺乏后劲和潜力：离开了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就缺乏生机和活力。这是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基本上都是自觉遵循这个规律自我建构的结果。如牛津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人文学科一直是它的传统优势学科，但它并没有囿于传统而固步自封。相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它很快意识到了自然科学的伟大意义和单纯发展人文学科的局限。从1 8世纪末，牛津大学就开始重视自然科学，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今已在化学、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和数学领域，培养出了多位诺贝尔奖金得主。今天的牛津大学不仅仍以神学、哲学、法律、语言文学等人文学科见长，它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也很雄厚，而且还有强大的应用和工程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冶金学、材料学以及医学等。牛津大学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学科结构，就是因为“牛津从来不认为发展新的学科可以损及它在人文学方面的传统优势，伟大的大学应该努力争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作新的突破，同时维持人文学研究的高水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三、在发展战略上，以突出重点、形成特色为指导思想，反对平均发展和机械模仿
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各门学科发展水平都很高，但在学科建设的发展战略上，仍然强调以突出重点、形成特色为指导思想，反对平均发展和机械模仿。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来有化学院、工程学院等14个学院，下设100多个学科系，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均衡，每个学科的水平都很高，就是没有一个学科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特色不明显，因而始终进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每个领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后来发现这不可能。于是，他们就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生物原子工程(因为当时在美国发展生物原子工程的时机非常好、要求学校的每个系都尽量去和生物原子挂钩，像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等都要从不同角度配合生物原子的研究，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促成劳伦斯发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发明了加速器，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下子拿了1 7个诺贝尔奖，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成了世界第一，伯克利加州大学才世界著名。
正是因为世界一流大学都坚持了突出重点、形成特色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才出现了一个个大学都个性鲜明、特色突出、各有所长的生动活泼景象。如牛津大学以神学、古典文学见长，剑桥大学则物理学、生物学突出；哈佛大学以商业管理、政治学闻名，斯坦福大学则以心理学、电子工程著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语言学最好、加州理工学院则航空学、应用物理最强。由此可见，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必须做好形成特色这篇文章。
四、在管理体制上，建立科层组织与矩阵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学科既高度分化，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且以高度综合为主。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学科建设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都顺应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继续保持按学科分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院系科层式学科建制的传统，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又根据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组织，以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如前文提到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仅文理学院下就设有40多个系，另有19个专业组和10个本科生跨系科组织。
另外，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如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康乃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日本的筑波大学。筑波大学总结了过去大学讲座制的经验，吸取了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并根据时代需要，建立起了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教学和研究组织：在教学上筑波大学设置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和医学、体育、艺术等专门学群，下属若干个学类，每一个学类下面又包含若干个专业主攻方向。除专门学群外，每一个学群都包括有人文、社会、自然3个学科领域，相当于一所小型综合性大学。学类则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学部或单科性学院。筑波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若干所小型综合性大学加若干个单科性学院的联合体”。学生在这样的联合体里，可以广泛地接触各种不同的学科或专业，了解各专业之间的相互联系，避免一般大学因不同学科或专业之间互相隔绝，而导致学文的不懂理工、学电的不懂机械的弊端。在科研上设立了26个学系，下分154个主要研究领域。学系是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并隶属于大学的基础科研组织。全校的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属于某一个学系，就是说在一个学系里“在籍”，但是在开展研究活动时，则不受学系及其主要研究领域的限制，可以同其他学系的教师共同协作研究。在学系内，个人可以单独专门研究，也可以自愿结成小组研究，小组成员可以跨任何学系，只要研究上有需要就可以自愿结合。另外，除学系以外：筑波大学还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随时设置“特别课题研究组织”。特别课题研究组织一般承担的是“大型”、“跨学科”的或者需要多学科协作的“综合性”研究，它不仅吸收大学内部教师和研究人员参加，必要时还邀请校外研究人员参加。筑波大学的这种教学、研究组织，既有利于学科的分化，又有利于学科的综合，较好地体现了分化与综合相结合的特征，是一种较好的学科建设体制。
五、在队伍建设上，高度重视人才高原的形成，依靠汇聚一流名师，提升学校的学科水平
加州理工学院1891年建校时是一所面向洛杉矶市帕萨蒂那区的社区技术学院，1907年，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原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埃勒尼·海耳当选为该校董事会董事。他提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上，制定各种鼓励研究与创造的奖励制度，面向世界广纳名家大师来校任教。他们先后请来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委员、著名物理化学家、MIT教授会主席阿瑟·诺伊斯任化学学科带头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密立根任院长兼物理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加州大学地质学家约翰·布瓦尔德、查斯特·斯托克、哈利·伍德、物理学家查尔斯·理奇特、数学家本诺·古敦伯格等进行地质学的研究和实验室建设。哈佛大学历史学、行政管理及经济学部主任威廉·本内特·莫罗领导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的建设和研究，现代航空航天工程学先驱西奥多·冯·卡门领导航空航天科学及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身)的建设和研究，20世纪最杰出的生物学家托马斯·摩尔根负责生物学部的筹建和发展，并由海尔负责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建设，这些名家大师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建设中去，而且还为学院吸引来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学者。由于有了这样一支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学院的学科水平迅速得到了提升。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校的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在美国民间或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大学学科排名中，基本上都列全美第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的“2000年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上，加州理工学院名列第一，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为了保证新建的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科研起点，他不惜一切代价延聘名师。如他请来了英国皇家军校的数学教授塞尔维斯特、弗吉尼亚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尔德斯利夫、生物学教授马丁、物理学教授罗兰德、化学教授瑞姆森，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科研设备。依靠这些著名教授组成的人才高原，加之首创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很快得到了提高。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它便一跃而成为美国的一流大学。
这些生动的案例，充分说明了汇聚一流名师、构筑人才高原，对建设一流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所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
六、在学科功能上，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一体化的道路
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功能上都坚持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密切结合，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不仅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和杰出的社会精英，而且创造了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和技术成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为自己奠定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麻省理工学院自建校之日起，就把培养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高级的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自始至终坚持面向社会需要进行教学和科研。早在19世纪末。当绝大多数高等学校还在进行传统的文理科教育、埋头于古文经典时，MIT己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实习车问，带领学生了解工业生产的实际，结合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需要进行教学、开展科研，开创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二次大战时，为了适应战争的紧急需要，MIT积极投身于战时科研，建立了“辐射实验室”，承接了75项科研合同项目，研制了150个系统的各式各样的雷达，海陆空俱全，完成了从科学概念一技术原理一产品设计一样机试制一大量生产的艰巨任务。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战后，MIT利用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科研设备和研究条件，积极开展导航仪器、计算机、微波领域的科学研究，并努力使其转化为产品，兴办了许多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可与“硅谷”相比美的“128号公路”奇迹。一百多年来，MIT在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科学家，其中，仅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人。
斯坦福大学也是这方面的典型。“硅谷”的形成，就是斯坦福大学坚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一体化的结晶。副校长特曼认为：“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
七、在学科环境上，保障学术自由的环境不受影响
剑桥大学前校长阿什比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学科的发展也是一样，它也是遗传和环境的结晶。学科建设作为一种促进学科发展的实践活动，它不仅要继承学科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要营造一个适宜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样，教授们才能自由地开展科学研究，从而促进学科水平的迅速提升。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所说：“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障的学者才能探求科学真理。综观各个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具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
哈佛大学向来具有学术自由的良好传统，它从不允许一切不正当社会干预行为在学校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大学有一位名叫闵斯特伯格的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德裔心理学专家。一位校友以捐赠1 000万美元为条件要求学校开除闵斯特伯格，校长洛厄尔断然拒绝。洛厄尔说：“尽管大学乐意接受金钱，但它不能容忍任何剥夺学术言论自由而开除教授获迫使其辞职的建议。”
八、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学科设置必须与时俱进。不同时代，由于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也不一样。重点大学作为高等学校系统中的“先锋队”，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及时增设新学科，改造旧学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否则，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淘汰。
第二，在学科布局上，应该根据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合理的学科结构。学科结构不仅决定着学校的类型和特色，而且也制约着学科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学科结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办学者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校学科传统和实际条件主动建构的结果。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结构的特点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我国重点大学应该自觉地学习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这个规律。以文理等基础性学科为主的大学，应有选择地发展应用学科；以工、农、医、财经、政法等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大学应有重点地发展基础学科：两者都要重视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战略。学科发展是无限的，即使只有一个学科，也有很多发展方向，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在所有学科或所有发展方向上争创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也并非每一个学科都是一流。所以，我国重点大学在学科建设战略上也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集中力量，选择最能发挥本校优势、最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一两个学科。重点发展、率先突破、以形成特色。
第四，加快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世界一流大学不论是内部机构的设置还是学科资源的配置都强调遵循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规律，其内部管理体制既有利于学科的分化，也能促进学科的综合。相比之下，我国重点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则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分化的特点设计的。各院系自我封闭、独立发展，即使在同一院系的不同组织之间也存在着沟通协作不畅、资源共享困难的问题，这就非常不利于学科的综合发展。因此重点大学应该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组织的特点，加快推进以促进学科综合发展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第五，要着力进行学科队伍整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学科建设的根基在于学科队伍建设。只有建设一支一流水平的学科队伍，才能建成一流水平的学科。而一流水平的学科队伍，不仅表现为其学科带头人具有一流水平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而且还要求这支学科队伍群体应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实力。因此，在学科队伍建设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和培养，更要重视学科队伍整体素质的建设和水平的提高。
第六，重视学科整体功能的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作为学科功能的三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缺少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其它两个方面的功能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要建设一流的学科，必须重视学科整体功能的提升。
第七，注重学科环境的优化。优良的学科环境是提高学科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优良的学科环境包括“宽容”的政策环境、“宽裕”的生活环境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其核心是“宽松”的学术环境。当前我国大学学科环境的不良主要不是党和政府政策的不“宽容”，也不是学者们生活环境的不“宽裕”，而是大学内部营造的学术环境不“宽松”，主要是学校制定的内部津贴制度过分注重对教师工作业绩的量化考核，强化了教师的功利思想，助长了教师的浮躁学风，使教师难于安心执教治学。所以，优化学科环境的关键是改善大学的内部学术管理机制。
